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三年多以来,老年人始终是最脆弱的群体之一，随着年龄增长，免疫系统功能下降、基础疾病增多，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后发展为重症甚至死亡的风险显著高于年轻人，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沉重却无法回避的问题浮出水面：当老人确诊新冠肺炎，我们是否应该积极治疗？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涉及医学、伦理、社会资源分配和家庭情感等多个层面。

从医学角度来看,答案是明确的：应该治疗，而且应尽早干预，尽管老年人康复难度较大，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治愈的可能，现实中有大量高龄患者经过科学治疗后康复出院，现代医学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新冠临床经验，抗病毒药物（如Paxlovid）、氧疗、免疫调节等手段能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减轻症状并降低重症率，早期治疗不仅能提高存活率，还能减少后遗症的发生，放弃治疗，往往等同于放弃生命。

为什么这样一个看似不证自明的问题会成为争议？核心在于现实中的多重困境。

其一,是医疗资源的有限性，在疫情高峰期间，部分地区的医疗系统曾面临挤兑，呼吸机、ICU床位、特效药等资源紧张，医生可能被迫在“抢救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之间做出抉择，这种“悲剧性选择”背后，是医疗伦理中的“资源分配正义”问题，但必须明确，这并不意味着老年人“不该治”，而是说明社会需要更合理的资源调度机制和分级诊疗体系，而非简单以年龄划线。

其二,是对老年人生命质量的误解，有人认为，高龄患者即使治愈也可能长期卧床、生活质量低下，治疗是“徒劳的”，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一种“年龄歧视”，将老年人的生命价值简单等同于“社会贡献”或“经济产出”，生命的价值不应由年龄决定，而应由个体自身的意愿和尊严定义，许多老人虽年迈却依然思维清晰、热爱生活，他们同样有权利争取生存的机会。

其三,是家庭与经济压力，治疗新冠肺炎（尤其重症）可能带来高昂的医疗费用，对于一些普通家庭而言是沉重负担，陪护过程也需要人力投入，这些问题可能导致家属陷入“治还是不治”的道德困境，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本质上是一个社会保障问题——政府应通过医保覆盖、专项救助等方式减轻家庭压力，而不是让个人在“金钱与生命”之间做选择。

其四,患者的意愿至关重要，如果老人意识清醒，应尊重其自主决定权，有些老人不愿忍受治疗痛苦，希望平静离世；也有人愿意全力争取生机，医疗原则强调“知情同意”，医生和家属应充分沟通病情、治疗方案与风险，帮助老人做出符合自身价值观的选择，对于失能失智老人，则应提前通过遗嘱或家属共识明确医疗意愿。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跳出“治或不治”的二元对立，转向更科学的决策框架：

1. 分级诊疗：轻症居家监测、普通症入院治疗、重症优先抢救，避免资源浪费；
2. 预防优先：推动老年人疫苗接种、加强营养、减少感染风险；
3. 舒缓医疗：对于终末期患者，不以治愈为目标，而是通过镇痛、心理支持等方式减轻痛苦，维护尊严。

新冠疫情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社会对老年群体的态度，一个文明的社会，不会因年龄而轻视任何人的生命，正如特鲁多医生所言：“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无论最终选择积极治疗还是舒缓疗护，核心都应是尊重生命、减轻痛苦、守护尊严。

回到最初的问题——老人得了新冠肺炎该不该治疗？答案无疑是“应该”，但比答案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科学手段、伦理共识和社会支持，让每一个生命都能有尊严地面对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