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初，当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中时，一种未知的病毒正在中国武汉悄然传播，1月8日，英国《卫报》刊登了一篇简短报道，提及中国出现了一种神秘肺炎，这可能是国际媒体对新型冠状病毒的首次关注，真正的报道分水岭出现在1月20日——这一天，中国官方首次确认新冠病毒可以人传人,全球媒体随即展开了大规模报道。

回顾疫情报道的时间线，我们可以看到媒体报道的几个关键节点，最初的地方性报道阶段始于2019年12月31日，当时武汉卫健委首次发布通报，称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这一消息首先由中国媒体如财新网、澎湃新闻等报道，引起了国内公众的初步关注，1月11日，中国科学家分享了病毒基因序列信息，这一重要进展被专业科学媒体《科学》杂志等国际权威期刊报道。

随着1月20日钟南山院士确认病毒“人传人”特征，媒体报道进入了爆发期，国内外主流媒体如新华社、央视、BBC、CNN等开始每日更新疫情动态，报道范围从医学特征扩展到对社会各层面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1月30日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又将媒体报道推向另一个高峰，全球视角成为报道的主流框架。 演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初期聚焦于病毒医学特性、传播途径和临床症状；中期转向公共卫生措施、社会影响和人物故事；后期则更多关注疫苗研发、经济影响和国际应对比较，不同国家媒体的报道角度也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媒体强调集体行动和抗疫成就,西方媒体则更多聚焦个人权利和政府透明度问题。

社交媒体在疫情报道中扮演了复杂角色，Twitter、微博等平台实现了疫情信息的即时传播，使公众能够快速获取信息；这些平台也成为“信息疫情”的温床，大量谣言和不实信息与准确报道同时传播,增加了公众辨识信息的难度。

媒体报道对公众认知和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早期报道提高了公众对卫生安全的重视，促使人们采取防护措施；但随着疫情持续，部分媒体报道中的焦虑情绪也可能导致了公众的心理压力，研究表明，媒体报道量与公众风险感知程度呈正相关,而媒体报道框架则影响了人们对疫情责任的归因方向。

纵观新冠疫情报道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媒体在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面临的共同挑战：如何平衡及时性与准确性、如何传达不确定性而不制造恐慌、如何整合科学专业知识与大众传播规律，这些经验为未来应对类似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重要参考——媒体需要建立科学报道的快速响应机制，培养专业科学记者队伍，加强与公共卫生机构的协作，同时提升公众的媒体素养，共同构建 resilient 的信息生态系统。

新冠疫情报道不仅记录了人类抗击病毒的历史，也反映了全球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角色演变，当我们回顾“什么时候开始报道新型冠状病毒”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在审视媒体如何塑造我们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认知与响应,这一过程将继续影响未来数十年的全球公共卫生传播实践。